中国历史上税收的起源及变迁

税收，历史上又称租税、捐税或赋税，是国家的产物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，税收是伴随国家的起源而起源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。税收和国家一样，是个历史的范畴，存在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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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的起源

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，共同劳动，共同生活。原始社会晚期，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，农业的发展，畜牧业、原始手工业的出现，产生了社会分工，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，开始有了剩余产品，从此有了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，出现贫富差距，直至产生阶级。为了把阶见益冲突限制在一定“秩序”范围内，需要有执行这一社会职能的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，出现了管理公共事务的国家雏形。生产力的发展，社会矛盾激化，推动社会变革，原始社会晚期向奴隶社会发展。尧舜禅让，夏禹传子家天下，为强化其统治，国家起源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这就是国家的雏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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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的雏形

税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伴随着国家起源而起源。夏王朝是我国出现早的奴隶制国家，从夏代开始就有了税收的雏形。有无早于“夏贡”的税收雏形！《史记》：“自虞、夏时，贡赋备矣。”可追溯至高辛氏时代。高辛氏即帝喾，为‘五帝“之一，相传为黄帝曾孙，约在公元前26世纪至21世纪之间。帝喾果有其人！据《中国历代食货典》卷一百一十赋役部记载上古时代赋役二则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帝喾[帝喾(kù)，姓姬，为上古五帝之一。他是黄帝的曾孙，“生而神灵，自言其名”。帝喾是上古时期“三皇五帝”中的第三位帝王，前承炎黄，后启尧舜，奠定华夏基根，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。]高辛氏正畛均赋”，将“均赋”列入“赋役部”，可见帝喾时代就有每种税收的雏形，距今已逾4000多年。

税收伴随国家起源而起源，国家不从事物质料生产，为了执行其社会职能提供物质基础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剩余产品分配，这就是税收。税收与国家的关系，马克思曾指出：“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。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，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。”恩格斯对此也有阐述：“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，就要公民交纳费用——捐税。捐税是从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。”

我国税收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向奴隶社会的变革时期，形成于奴隶社会晚期向封建社会的变革时期。税收由起源不完全形态到完全形态，经历了发展演变的漫长过程，形成历时1600多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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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的名称

我国税收历史上称呼较多，一般多谓“赋税”。

关于“赋”字。古代对于军事、战争的征用为“赋”，与后代的田赋是两回事。“赋”由“贝”、“武”两字组成。“贝”字代表货币，古代曾以贝壳代替货币。“武”字词典解释，关于军事、投击为“武”。史料介绍人民在生产、生活中常遭不测事件，发生不安定、不安全等事故，人们在向国家纳“赋（贝）”后，国家组成武力，保卫、保护人民的安定、安全，使之安居乐业。“税”由“禾”、“兑”两字组成，“禾”者为农产品，古代实物税赋主要为从土地收获的谷物。“兑”者兑换也，即交换之意。人民将生产的谷物交纳给国家，换取国家保护人民的生产、生活平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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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的发展

税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。我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近代，不同的赋税形态，反映了税收的发展变化；

夏：税收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，夏代的土贡又称“九贡”，是我国早的税收形式。《夏书》中有“职听讼，收赋税”的“啬夫”，现存的《尚书·禹贡》，是中国历史上部税法。孟子说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贡”， 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，按其收获量的十分之一纳贡。

商：商代仍沿袭夏的贡制，有“殷人七十而助”之说，即每家耕种七十亩私田，还有公田七十亩，由八家共同耕种，此为“助”，即“助耕”， 税率约为十分之一。

周：西周实行井田制，推行“彻法”。所谓“周人百亩而彻”，就是九百亩井田，将其中一百亩公田的收获上缴国家。周代还实行“贡法”， 分“万民之贡”和“邦国之贡”，是各国诸侯和平民，定期向周天子献纳物品的制度。此外还有“九赋”，包括关税、市税和各种资源开发税、物产税等。

春秋战国：春秋战国时期，井田制逐步瓦解，公元前594年，鲁国实行“初税亩”，不分公田私田，一律按田亩多少收税，这是古代田赋制度的重大变化。

秦：秦汉时期，税收制度较为规范和完善，如在秦律中已有《田律》、《关市律》、《金布律》等。秦统一后，在中央设立“三公九卿”，即以“治粟内使”和“少府”分别管理国家的财政和税收。但由于秦朝横征暴敛，“力役三十倍于古，田租、口赋、盐铁之制二十倍于古”，导致秦朝迅速覆灭。

汉：汉代承袭和发展了秦制，重农抑商，汉高祖《贱商令》要求对商人“重租税以困辱之”，在重农方面，强调“与民休息”、“轻徭薄赋”，并将税收纳入“上计制度”进行管理，并对某些税种设立专管官员，如盐官和铁官等。

隋唐：从隋文帝至唐开元年间，社会经济呈现蒸蒸日上之势，隋文帝在全国推行均田制，使农田得到迅速发展，也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，史称“古今称国计之富者，莫如隋”。唐初，推行租庸调制，租：每受田丁每年向国家纳租粟二石（男子满21岁为丁），若输稻则为三石。庸：每丁每年为官府无偿服役20天，不股役者可纳绢或布代替，折纳绢3尺。调：随乡土所产，每丁一年纳绫（或绢）2丈，绵3两，纳布者则为2.5丈，另输麻3斤。唐中期，宰相杨炎主持制定“两税法”，取消了租庸调法按人丁为依据征收赋役的作法，改为以户为单位，按土地、财产多少分别征收地税和户税两项，开辟了税收“以资产为宗”的新阶段，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唐中后期，由于国家财政困难，开始对盐、茶、酒征税，同时沿袭前朝旧制，继续征收商税和关税。

宋：宋代沿袭唐两税法，田赋每亩在一斗上下。宋熙宁年间，王安石推行“青苗法”，规定各地政府每年夏收和秋收前，分两次向农户放贷，年息二分，谷熟之后归还贷款。同时，对豪强大户，也“强与之使出息”。宋政府不仅从青苗法的推行中获得大量的利息收入，还避免了贫民下户受高利贷的盘剥。宋代的赋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。田赋夏、秋二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日趋减少，矿、盐、茶、工商税收类和专卖等税的收入比例日益增大，并渐趋占主要地位。宋初颁布《商税则例》，规定了应税物的名目和住税百分之二十、过税百分之三十的税率。

元：元代南北税制不同，税赋不一，素有“南重于粮，北重于役”之说。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，江南仿唐两税法。元代税收因地、因户而异，允许大户包税，重视商业，商人可享受减免税或包税等优惠。元代税收货币化比例加大，自宋出现“交子”以来，赋税征收钞币愈来愈多，日趋普遍。

明：明代工商业高度发展，在江南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社会经济的变化，使税收制度也产生了变化，除江南等产米区继续缴纳实物以外，其余地区缴纳税粮的大都变为缴纳税银，实物税被货币税逐步代替，从而货币税完全通行到田赋、差役、工商税等各方面。另外，明代工矿、商税和专卖收入在税收总额中占据主导地位。为扩大财政收入，明万历九年（公元1581年），辅张居正颁行“一条鞭法”，主要内容为：合并赋役，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征收，并折收银两；赋役由“民收民解”制改为“官收官解”制。从而简化了赋役的征收手续，增加了财政收入，使国家“太仓粟可支十年”、“其盈余数十百巨万”。

淸：清康雍年间实行“摊丁入地”，完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一次重大的赋役税收制度改革，将沿用两千余年之久的田亩、人丁分别课役的制度合二为一，终使地丁合征。既相对平均了赋役负担，又减轻了封建的人身依附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。

中华民国时期：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。一是北洋政府时期(1912 ～1927) 这一时期国家的主要税收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，地方军阀各自为政，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，人民负担繁重。田赋仍为正供，包括地丁、漕粮、租课、差徭和杂税等。开征两种新税印花税和通行税。税收管理方面，开始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。二是国民政府时期(1927～1949) 这一时期的税制，一方面对原有税种进行整理改革；另一方面为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，开征了一些新税种。

1928年起实行中央、省两级财政体制，明确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。税务管理机构，在中央财政部设直接税署、赋税司、税务署、关务署、缉私署、盐政司、专卖事业司分管各税和专卖事务。在税收征管方面，设立了纳税登记制度、复查制度、纳税制度、检查制度、簿籍管理制度等。